「趴在字與紙的縫隙裡張望/坐在水跟石的碰撞處冥想/何時已成為麵包夾着的火腿/在口水裡/無奈歷史的悠長。」旅日作家彌生在詩歌《之間》中這樣寫道。

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一支，日華文學的創作歷史悠久，題材豐富。雖然學界對其研究較為低調，但近年來，該板塊的創作群體日漸多元、文學實踐愈發活躍，這座「漂泊的孤島」正孕育着豐茂的文學根系。其中，以彌生為代表的一批日華女作家立足文化與性別的雙重自覺，追求更具文學性、差異性的書寫取向，其作品呈現出別樣的審美價值。如學者許愛珠所評：「日華女作家的創作，猶如映日的嬌花，成為日華文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彌生，本名祁放，出生於中國山東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她青年時便熱愛文學創作，展露出靈動的才情。1978年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她決定赴日深造，攻讀日本文學專業碩士學位。此後，彌生一直在日本教書、寫作。

從「初生牛犢」到「從心之年」，文學一直是理解彌生的重要關鍵字。她是詩人、作家，在母語文化中淘洗身處異域的豐富際遇；她是深耕華文文學和女性文學的大學講師，以淵博學識搭起中日人文交流的橋樑；她擔任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宣導留日女性以中文書寫「她」體驗，積極推動日華文學走向更寬廣的舞台。

從摞於桌上的幾冊文集中翻找，彌生認為《之間》恰能描述自己客居日本的生存境遇與創作體驗。旅日四十年，她在故土新居之間掙扎彷徨，在中日文化之間省思內心，最終在中文寫作中詩意地棲居。她說，「我對文學帶給我的救贖，充滿感激」。

從零開始的留日人生

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浪潮在中國各地翻湧，這讓本科畢業不久的彌生萌生了出國深造的想法。回憶起當時的選擇，她說：「我只是想再讀一點漢語以外的書，想瞭解一下和自己不同的生活環境，想看看中國以外的世界。」

彼時，即時通訊和互聯網都尚未普及，一般人很難獲得出國留學的相關資訊和途徑，能讓彌生尋求幫助的，只有一位身在日本的遠親。她在信件中訴說了自己渴望繼續求學的想法，在親人的擔保支持下開啟了留日人生。

初次踏足經濟高速發展、與中國環境天差地別的日本社會，彌生形容自己是「身無分文的打工者」和「自我流放者」。她清楚地記得，1984年的那個冬天，自己為出國之旅準備的8000日元，僅是從機場到達東京市區就用去了一半。由於在國內收入微薄、經濟拮据，日語學校的校長還特別准許她先打工湊夠學費，再去學校報到。

那時日本還未大量招收外國留學生，全東京只有寥寥數所語言學校，像彌生這樣來自中國本土的自費學生更是少之又少。她支付不起與國內親人通話的高昂話費，只是獨自奔波於日語學校、打工餐館和簡陋住處之間，從零開始適應異國的語言和生活。對於年輕的彌生而言，身處中日社會的夾縫，既有跨境生活的困頓，也有自我認同的迷惘。「那時候其實是很想家的。」她說。好在從日語學校畢業後，彌生就作為研修生先後進入東京女子大學和東京大學學習，後又考入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院攻讀碩士學位，逐漸進入日本文學研究的佳境中。

在求學期間，彌生廣泛涉獵日本文學著作，有古典的俳句、短歌、歌舞伎，也有近代的私小說和白樺派文學，還參與過中日文學翻譯工作。對於那段時光，她曾在書中寫道，「能在圖書館坐着看書，對於那時的我是寶貴而有些奢侈的事，我的讀書時間多是在去打工的電車路途上和下班以後的深夜裡。」

彌生回憶，自己當時用日語讀書、寫作，「拼了命要把日語學好」。也正是這個囫圇吞棗的時期，讓她不知不覺地接受了日本傳統美學和哲學思維，並將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這一點，是她回歸中文寫作之後才逐漸感受到的。

女性視角書寫「中日之間」

彌生坦言，從赴日留學到重拾紙筆的近十年間，自己都在為了生活而努力。而她回歸中文寫作的契機，是日本華文刊物的湧現。

20世紀90年代初，彌生開始在日本的大學裡教中文，也時常寫一些中文詩歌和散文寄回國內發表。她解釋說，自己對母語文化的認識根深蒂固，日語寫作終究不像中文那麼確切深刻。然而，那時日本的中文寫作平台少之又少，她接觸到的，只有一份日中友好協會主辦的《季刊中國》雜誌，編輯部會將她投稿的中文文章翻譯成日語，以雙語形式發表。

隨着留日學生的增多與華僑華人在日生活的安定，一系列華文報刊開始在世紀之交的日本湧現，如《留學生新聞》《中文導報》《新華僑》等。這些華文報刊匯集了最新生活訊息和海內外新聞，影響力迅速提升，成為在日華僑華人的「精神食糧」。報刊中開闢的文學版面，則以各自特色引領着在日文學青年，逐漸培養起一批華文作家。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當地華文報刊對華文文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這幾乎是唯一的發表管道。」彌生強調。

華文報刊的興起增進了文學愛好者的交流，也激發起彌生的創作欲。寫作成為一個出口，她的生命經驗開始在筆端自然流淌，細膩心緒也躍然紙上。此後，彌生常在中日主流文學平台發表散文和詩歌，並相繼出版詩集《永遠的女孩》《之間的心》、散文集《那時彷徨日本》《桂花之下》等。

跨境的創作空間賦予了彌生獨到的視角，她的散文多抒寫自己作為留日學生和新移民的心路歷程，漂泊和離散的故事背後，也飽含從容、樂觀之情。其詩風和隨筆一脈相承，常描摹四季時令，寄情自然風物，妙手偶得，頗具日本傳統審美情趣。她說，「風花雪月給我的世界，美麗而單純，寧靜而溫馨，讓我在人間的傷痕累累裡得到休息和安慰」。

散文集《那時彷徨日本》收錄的作品時間跨度最大，涵蓋彌生從求學時期到新冠疫情期間的創作，集中呈現了她對於跨境群體文化身份困境的思考。談到彷徨情緒的源頭，彌生感慨，日華作家身處複雜的中日關係之間，無法自然地構建起對日本的身份認同，書寫立意的選擇也更加微妙，自己時常因此感到無奈和恍惚。

詩集《之間的心》則是彌生時隔十餘年重返詩壇之作，體現出她對重構女性意識的嘗試。這本詩集出版於2016年，而她上一次將詩歌結集成冊，還是上世紀末的事情。彌生感慨，「二十多年來，我忘我地工作、忘我地照顧孩子、持家理財，也幾乎忘記了還有詩」。

將彌生引回到詩歌的蜿蜒小道上的，是一段女性文學研究的經歷。在大學教書多年，彌生常與日本的女學者交流觀點，也由此對女性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她獲得機會赴廈門大學文學院進修，詩興就誕生於某個冬日的校園。

彌生表示，這段經歷給她帶去許多新的啟發。她不僅開始在個人創作中有意識地融合女性文學知識，也希望更多女性創作者肯定自身的經驗與價值，在文學作品中充分張揚性別主體意識。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匯聚下創立的。

如潮湧動的在日「她」寫作

從古至今，當作家們在文學上有共同主張，或在創作實踐上形成了鮮明特色，就會自然而然集結起來開展文學活動，形成文學社團和流派。

1921年，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創造社，提倡浪漫主義，開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在日華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此後，受革命戰亂及中日邦交非正常化影響，日華文學幾乎「失蹤」在當代文壇，直到上世紀80年代留日潮重新湧動，日本新華僑華人作家才逐漸匯聚起來。

彌生深度參與並見證引領了新世紀以來日華文學團體的成長和發展。2011年，日本華文文學筆會（現日本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彌生任秘書長、副會長、常務副會長；2019年，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成立，彌生任副會長，並於2022年至今擔任會長。她曾參與主辦日華文學國際研討會，並多次代表日華作家參加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為繁榮日華文學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我一直在思考，日華文學何以作為一個獨立板塊被更多同仁認可，何以形成一束支流為世界華文文學注入更多活力。」她說，「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的成立就是一次主動的嘗試。」

彌生介紹道，成立日華女作家協會，一方面能讓女作家們凝聚起來，有意識地作為一個群體參加各類文學活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提倡區別於男性作家群體的文學理念與寫作風格。

中國華僑大學教授陳慶妃指出：「這一群深度融入到日本社會中的『她』寫作，及其無意識中深植的留日體驗，彌補了男性視角的部分缺失。從『洋插隊』的當代留學生體驗到作為新移民的『她們』體驗，顯示出新世紀以來中日關係變遷之下日華文學新的書寫取向與文化意識。」

彌生表示，日華女作家協會在生活、文學、政治等多個方面提倡女性意識覺醒，鼓勵自由的情感書寫和純文學創作，希望以多元的創作實踐為世界華文文學提供獨特的審美角度和深度。如今，協會通過舉辦文學講座、開拓發表園地等形式為成員提供開展文學活動的舞台，也吸收了一批日本作家和男性作家作為顧問參與交流切磋，激發作者們的創作熱情。

談起日華文學的未來發展，彌生的目光多了幾分期許。她說，希望將這支筆傳承給青年作家，繼續書寫這兩方土地之間的故事。近日，《潮-日本華文女作家詩歌選》正式出版。彌生說：「這是日本華文女作家們第一次以詩歌集的形式集體亮相。詩集中的17位詩人，既有從上世紀80年代就步入詩壇的，也有到日本留學工作之後開始寫作的，還有剛剛起步創作詩歌的新人。」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為別人，只需做自己。」在彌生作為主編之一的《日本華文女作家散文選》序言中，引用了女性文學先鋒伍爾夫的一則名句，或為頗具預言意味的指引。

旅日作家彌生在日40年，致力於用女性視角書寫「中日之間」，也見證了在日華人文學的再次興起。如今作為深耕華文文學和女性文學的大學講師、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彌生積極搭建中日人文交流的橋樑，推動日華文學走向更寬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