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眼科醫生周伯展，香港特首政策組成員、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下稱專資會）副會長，亦是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現任鏡報顧問。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於2021年4月成立，由梁振英先生發起創立並擔任顧問。今年，周伯展隨專資會一行二十餘人赴廣州南沙考察醫療與教育，回港後接受本刊專訪。訪談歷時約一小時，從教育理念談到香港醫療的世界位置，從南沙的基因治療談到人工智能的責任歸屬，最後落在他念了近十年的建議：香港的醫學生，應該到內地的大醫院去，看多一點病，也看一看國家。以下為訪談實錄。

三重身份與一次南沙之行

記者：這次南沙考察，您是以甚麼身份去的？

周伯展：我的身份不只一個。除了是專資會副會長，我還是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的委員。那個委員會是梁振英先生2021年4月創辦的，我是委員之一。所以這趟行程，我身上其實有三重身份：醫生、專資會副會長、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委員。三重身份重疊在一起，看同一個地方，角度會多一些。

記者：考察歸來，您最想講的是甚麼？

周伯展：三件事。第一是教育，梁振英先生辦學的那個理念，我非常佩服；第二是醫療，南沙在這幾年的進步，超出了我的預期，香港在這裡面有位置；第三是資訊，香港與內地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鴻溝，這道鴻溝比很多人想像中要寬。

教育本不該牟利：從孔子、韓愈說起

記者：這次考察，您最有感觸的是哪一點？

周伯展：第一是教育。梁先生有一句話：「The school goes to show what can be done when money is not the object」，就是不計金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理想，而且我真心覺得，教育本來就應該這樣。教育不應該牟利。當然，我們身處商業社會，尤其在香港，要做到這一點相當困難。

周伯展：教育是甚麼？一千多年前韓愈已經講得很清楚：傳道、授業、解惑，就這三件事。他沒有說教學生是一種商業行為。再往前推，孔子的時代已經是有教無類，你有錢沒錢，我都教你。他收一點肉作學費，但那是象徵，絕對不是盈利。所以這不是外來的觀念，這是中國一直以來對教育的理念。

記者：這個理念在南沙落地，難在哪裡？

周伯展：難在要有人不計功利地去做，而且做得成。我覺得除了梁先生，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可以做得到。他既有這個理想，又能夠付諸實行。這一點，我是很佩服的。

香港「尖子全去讀醫」的隱憂

記者：梁振英先生提到，香港許多成績優異的學生，發展出路大多選擇成為醫生，但這不應成為唯一發展目標，並鼓勵學生走向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作為香港醫生，您如何看待梁先生對香港下一代的這種期許？

周伯展：香港的教育，某種程度上是「畸形」的，一層一層往上收窄。學生的視野為甚麼窄？不只是學生的問題，是整個制度：從學校，到老師，到家長，到家長所受的社會影響。家長的影響力，有時候比學校更大。結果就是，會讀書的尖子，大部分都選擇讀醫科、做醫生。

周伯展：這對一個社會來說是不健康的。社會應該是多元的。香港七百五十萬人，如果最會讀書的那一批全部擠進同一個行業，其他行業就少了最優秀的人，這是一個結構性的浪費。

記者：但您同時又說，香港醫療是全世界最好的。

周伯展：對，這兩件事並不矛盾。香港的醫療水準，我經常說是全世界最好的，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是有數據的。第一個數據是人均壽命，女性大概八十七歲，男性大概八十五歲，過去十年以上，我們都是世界領先。第二個數據是嬰兒夭折率，這個數字最能反映一個社會整體的醫療狀況，我們是全世界最低，也是維持了很多年。第三個，很多癌症，包括肺癌、腸胃癌、鼻咽癌，我們的治愈率也是世界領先。

周伯展：還有效率。過去幾年國際排名裏，香港醫療的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們只用大約百分之七的本地生產總值，就做到剛才說的那個水準；美國用大概百分之十六，也做不到我們這樣。

記者：效率這麼高，靠的是甚麼？

周伯展：三樣。第一是基建，道路、醫院、設備都好。第二是香港地方小，救護車承諾八分鐘之內可以到達全港任何一個角落；你在澳洲那種地方，坐直升機也去不到。第三是人才，我們的醫生、護士，都是尖子出身，水準很高。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尖子去讀醫，而是一批比較普通的學生去做，那個水準是上不到這麼高的。

周伯展：所以這是一個「副作用」：我們享受了尖子讀醫帶來的高水準，但社會付出了多元性。好在這幾年，社會和教育部門都有這方面的覺悟。學術方面，我們培養了很多基礎科學的科學家，從數學到科學的貢獻；理工大學的團隊，不是也參與了登月車裏的一些儀器嗎？

周伯展：運動方面，七百五十萬人的地方，拿到這麼多世界賽金牌。音樂方面，我們出了很好的鋼琴家，最近蕭邦賽那一位。這裏岔開一句，打網球的黃澤林，也是我的校友，拔萃的；鋼琴那位，也是拔萃的，也是我的師弟。所以香港是有人才的，問題是你要給他適當的土壤、適當的培養、適當的道路，不要逼他全部去讀醫。

周伯展：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讀醫，醫生也不需要每一個人去讀。電影也是一樣，從李小龍到成龍，香港出過很多人才，賣到全世界。我們不能把他們全部逼去讀醫。怎麼做？從學校，到教育制度，到社會，都要給年輕人寬一點的視野、遠一點的眼光，把他真正的潛能發揮出來。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而且不會埋沒人才。

警察子弟與外國學生：民心學校的兩個細節

記者：您提到民心學校的畢業生去向。

周伯展：民心學校這一屆的畢業生，全部進了很好的大學，百分之百。當中只有一個去讀醫，另外好像有兩個去了北大、清華，讀國際關係，將來想去聯合國做事。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路走對了，人才就不會全擠在一條路上。

記者：您特別提到「警察的子弟」。

周伯展：當時學校留了位置給警察子弟。大家都知道，黑暴前後，警察子弟在學校是受欺凌的。這種欺凌不一定表現為天天罵你，很多時候是「不管你」——不理你、不回應你，這已經是一種欺凌。所以學校當時的一個使命，也是成全這批孩子。

周伯展：座談會上，梁先生提到，學校裏大約還有六十名警察子弟。講座結束，我們一起走去另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問他：你收這些警察子弟，學術要求有沒有降低一點？他說沒有。

周伯展：那我跟他講：如果學術上、課外活動上大家差不多的時候，其實應該給警察子弟一些優先。因為他們留在香港，表面上風平浪靜，大家心裏都知道暗湧很多，難保學校裏還有種種類型的欺凌。

記者：另一個細節，是外國學生。

周伯展：對。梁先生講國際化，要培養學生的世界觀，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引進外國學生。來自非洲法語區的，因為那些國家從前是法國殖民地；也有一批來自英國的，大概十五人。

周伯展：這些外國學生本身就是一個榜樣。民心學校的學生不用出國，在教室裏就能接觸到外國同學，知道世界上原來有這樣的人、這樣的風俗習慣，交到外國朋友。這比書本上的國際視野要實在。

周伯展：我私下又問了他一個問題：學校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為的是國際化；那麼這些外國學生來了，有沒有教他們中文？他說都有。所以這些孩子離開學校的時候，一般的中文對答還是可以的。

周伯展：這一段，我覺得是民心學校的另一個功能：把中國的文化、文學，靠這些外國學生帶出去。他們回國以後，就是一個懂中文、對中國有感情的人。這個作用，比任何一篇宣傳文章都長久。

CGT 與地中海貧血：南沙擦亮的招牌

記者：談到醫療，您第一個講的是CGT，也就是細胞與基因治療。

周伯展：聽到南沙做CGT，我是很驚喜的。這是醫學將來的必經之路。現在醫學大概有三個方向：一是基因工程，就是CGT；二是幹細胞；三是納米機器人。

周伯展：人為甚麼會死？兩個重大原因。第一，身體的細胞衰退，不能再生長；第二，身體裏的細胞亂生長，就是腫瘤。對付第一個原因，就是基因工程，把基因修好一點，壞的基因不要；另一個辦法是幹細胞，器官壞了，用幹細胞培養一個新的器官給它。對付第二個原因，就是納米機器人——去到納米的形態，就是像細胞那麼小的機器人。你可以想像，一個這麼小的機器人，拿着一把刀，去殺癌細胞。

周伯展：還有一項常被忽略的，是免疫。免疫好，就不怕傳染病，也可以清除那些壞了的細胞。這四個方面加起來，人就可以健康、可以不那麼早死。

記者：南沙具體做成了甚麼？

周伯展：做了兩項比較好的，第三項已經開始了。第一項就是CGT，用於地中海貧血。

周伯展：地中海貧血是一種貧血。原因是基因上有一些不好的基因，令做出來的血紅素是不好的血紅素。這個病最初在地中海一帶被發現，所以叫地中海貧血；但全世界來說，病人最多其實是中國人，尤其是南方人，還有東南亞人。嚴重的病人因為貧血，要不斷輸血，不然就撐不住。

周伯展：南沙這邊，我們了解到，已經做了大約一百例，百分之百成功。美國那邊我們聽到的數據，是做了四十例，成功率九成。也就是說，我們做得更多，而且做得更好。

記者：這個數字的分量在哪裡？

周伯展：在於它是一個可以擦亮招牌的治療。它不單可以造福本地病人，也可以幫到香港的病人，幫到整個東南亞的病人，幫到地中海那一帶的病人。一個技術從實驗室走到一百例成功，意義不在數字本身，而在於它已經是一條可以複製、可以輸出的路。

超級聯絡者，更要超級增值者

記者：香港在這件事裏，扮演甚麼角色？

周伯展：香港是全國七百多個城市裏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這一點沒有爭議。我們可以做「超級聯絡者」，這個說法大家都很熟。但我覺得，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是「超級增值者」。

周伯展：拿地中海貧血這個治療做例子。美國做同樣的基因治療，藥價大概是二百多萬到三百萬美元。我問過南沙，他們大概是人民幣一百萬元。你算一算這個差距。

記者：差了一個數量級。

周伯展：對。很多藥，內地都便宜過外面很多，這是事實。那麼香港除了幫他推廣、做聯絡人、拼船出海，還可以做一件事：增值。外面這個治療要二百萬美元，我們能不能做到一百萬美元？如果能，這個「差價」本身就是香港創造出來的價值。這就是我所說的超級增值者——不是把東西轉手，而是讓同樣的東西，賣得出去、賣得更遠、賣得更值。

周伯展：所以拼船出海這件事，香港要做的，是最高端、最前沿的醫療，然後帶着內地的技術一起出去。這不是誰幫誰，是兩邊都拿到好處。

南沙「三醫」的長足進步

記者：您見了當地的衛生健康部門。

周伯展：見了南沙衛健局的劉濤局長。他跟我們講「三醫」，就是醫療、醫藥、醫保。三個方面，我可以用四個字形容：長足進步。三年前我跟他面對面開會，和這次比，差距很明顯。

周伯展：醫療方面，醫院多了很多，病床也多了。管理上，他們跟香港合作——跟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引入港式管理。裏面有一家「金牌診所」。

記者：金牌診所是甚麼模式？

周伯展：就是專門培養家庭醫生，也就是我們說的基層醫療。基層醫療做得好，第二層、第三層的治療需求就少。因為去到第二層，去大醫院；第三層，去到大學醫院，那些治療都很貴。資源用在這些地方，效率就不高。

周伯展：內地的情況你也知道，一有頭痛感冒就湧去三甲醫院，以前還要打點滴、用抗生素。香港完全不是這樣做。從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資源運用來看，香港這個模式是比較好的。

周伯展：所以金牌診所走的就是香港模式。在南沙，它已經服務了大約四萬人次。而且它不單醫病人、看市民，還培養醫生——它幫內地培訓了三千名醫生。這三千人回到內地不同地方，就把這個模式擴散出去，對整個醫療系統、對醫療資源的運用，都會有幫助。

記者：醫藥和醫保呢？

周伯展：醫藥方面，他們引進了很多外地的藥。其中提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南沙的院區，最近批了十一種進口藥品、八種進口器械，包括最新、最先進的人工耳蝸，也就是助聽器這一類，他們都已經可以做。

周伯展：醫保方面，內地的醫保不用說。香港的醫療券，在南沙幾家醫院可以用；香港的商業保險、醫療保險，也在幾家醫院可以用。所以「三醫」這三塊，他們都做得很好。

AI 進醫學：十分鐘的報告，與責任歸屬

記者：AI 在您自己的專業裏，已經用到甚麼程度？

周伯展：AI 現在在所有行業、所有專業，都是一定要有的，也是我們前進的方向。我是眼科，比較留意眼科裏的用途。現在有一種檢查，就是拍一張照片——不用滴藥水、不用放大瞳孔，你走進去，用照相機拍一張照，就可以評估兩件事：你中風的機率有多高，以及你患上阿爾茨海默症的機率有多高。

記者：準確嗎？

周伯展：我親身試過。就這樣拍一張，資料輸出到電腦分析，十分鐘都不用，報告就出來了，寫明你的機率是多少。好在我的機率很低。

記者：但您對AI是有保留的。

周伯展：要小心運用。AI 的危險在哪裡？我們最初把它當一個工具；它越來越厲害，就變成朋友、變成代理人；再厲害下去，它就做了你的主人——替你編排一天的行程，替你編排假期，你要改，它說不行，因為這個原因、那個原因。

周伯展：我這個星期六有一個講座，就會講這一點：從 Narrow AI，一個工具；到 Gen AI；到 General AI；到現在其實已經去到 Super AI。特朗普說要改名字，不要叫 Super AI，就叫 Super I。

記者：改一個名字，為甚麼值得在意？

周伯展：不要以為他只是隨口講講。這是很重要的話語權。名字之後，是裏面的標準怎麼定、怎麼講、由誰定。美國想做標準的設計者，你以後就要跟他。這一步不能輕視。

記者：臨床上，AI 出錯怎麼辦？

周伯展：這是真正的問題。現在的X光片、CT、MRI報告，AI 都可以代勞。但如果它分析錯了——你一個有經驗的醫生，明明看出這張片是腫瘤、是癌症，AI 說不是，你怎麼跟它抗衡？

周伯展：你的經驗有多少？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AI 說它後面有幾十億個數據。你怎麼跟它抗衡？如果它被黑客攻擊，或者代碼被人篡改，又怎麼辦？

記者：責任在誰身上？

周伯展：這正是要講清楚的。最後寫報告、簽名出去的，都是醫生，不是AI。AI 不會簽名。就算AI簽了名，它錯了，你怎麼樣？抓它坐牢嗎？罰它款嗎？所以到頭來，責任是不是都要醫生負起來？這個問題不解決，AI 就很難真正進入臨床的核心。

核子醫學：香港的另一張牌

記者：您還提到一個比較少人講的專科。

周伯展：核子醫學，Nuclear Medicine。這個比較新，我讀書的時候都沒有這一科。它專門對付癌症、腫瘤。剛好劉局長說，南沙現在要專注癌症，方向對上了。

周伯展：也剛好，這次我們二十多個人上去，我邀請了一位朋友同行，他是香港核子醫學會的會長。所以我很期望，可以在這些最高端、最前沿的醫學上，繼續跟南沙合作。

資訊鴻溝：媒體、商會、學會三條渠道

記者：您說香港與內地之間有一道鴻溝，具體指甚麼？

周伯展：梁主席幾年前就講過，香港與內地的交往是不夠的。我們在倫敦有商貿辦，在很多外國城市有外貿辦，反而在內地不多。

周伯展：我們這個委員會，梁主席跑內地跑得非常多，他自己說，南沙他來了超過一百次。但他很多時來到，差不多都有新的東西是他不知道的。

記者：為甚麼會這樣？

周伯展：用他的話說：我們不知道內地發展到現在有這些新東西；內地也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內地以為我們知道。他們說，有甚麼新東西我們都放上網了。但香港人這麼忙，不會去看。就算是你的專業，你也不會特別去看人家的網站最近有甚麼新東西。

周伯展：所以要靠三條渠道。第一是媒體。現在香港媒體，除了一兩家，比如TVB有常駐內地的記者，大公文匯那些不用說，其他就很少。鏡報在內地有辦事處。所以媒體應該有常駐記者在內地到處跑，到處挖掘新的東西，報道給香港人知道。

記者：第二條是商會。

周伯展：對。商會在香港角色很重，這也是國家派給我們的任務：做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經貿中心，這些都是商人做的。很多在香港的商會，他們的領導很可能知道內地有新政策、新的稅收辦法，但下面的會員不一定知道。所以商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把內地的新消息告訴會員，也告訴香港市民。

記者：第三條是學會。

周伯展：學會，包括我們醫學界的學會，也包括工程學會、建築師學會等等，都要多些跟內地交流。對口的學會，跟我們的醫學、跟衛健委，知道有新東西，就回來香港報告給大家知道。三條渠道一起走，才有機會打破這個「不知道」。

醫學生北上四至六週：看多一點病，也看一看國家

記者：您有一個講了近十年的建議。

周伯展：對，是醫學生的問題。香港七百五十萬人，我們的醫學生只看到七百五十萬人的病。而且香港醫療已經相當先進，市民健康也相當好。這就帶來兩個後果：第一，我們醫學生看到的病種少了；第二，在看到的病種裏，他們看到的期數也偏早，晚期病人少。

周伯展：但大灣區是八千八百萬人，多了十倍以上，病種自然多。雖然深圳的平均年齡比我們年輕很多，老人病也少；但比較邊緣的，比如粵北、粵西，還是有不少晚期、少見的病種。更不用說內陸、非沿海的地區。

周伯展：所以我一直建議，兩間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課程裏應該設計一段時間，必須到內地的大醫院學習。不叫實習，因為他們還是學生，叫學習。要待四個星期、六個星期。他們看到的病種、病例，在學術上很有幫助。

記者：但您說這還是小事情。

周伯展：對，更大的事情，是讓他們知道我們國家到底是怎麼樣的。

周伯展：黑暴的時候我們知道，那些年輕人，有一半以上沒有回鄉證。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進過內地。他們對國家的認識，來自媒體——《蘋果日報》、CNN、BBC。這些是很片面的，而且是人家告訴他的。

記者：所以認知的問題，比技術的問題更根本。

周伯展：你不認識一個東西，你對它就會有恐懼。再加上有人告訴你，裏面是這樣的：你不要去公眾廁所，去了就少一個腎。這些傳言你聽過嗎？

記者：聽過。

周伯展：就是這樣。所以我希望你寫一寫這一點：對國情的認識，比多看幾個病例更重要。

專資會的行動計劃：三十位醫生與招商機遇

記者：專資會可以做甚麼？

周伯展：專資會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的組織。專業，有醫生、律師、會計師；資深行政人員，其實就是老闆，很多企業家、大公司或大集團的高層。這個結構的好處是，專業和資本可以同時調動。

周伯展：我已經有一個具體計劃：最快今年年底，最遲明年一月，組織大約三十位醫生過去。包括腫瘤科、剛才說的核子醫學科、醫院管理科。這幾類人，正是內地需要的，也是香港可以貢獻的。

周伯展：另一邊，專資會可以組織商家、企業家。因為我們這次除了見劉局長，還見了李樂然處長，她也講了一些政策，最主要就是招商。他們已經定了政策：外資可以獨資經營醫院、開醫院。那麼專資會就可以組織商會、組織企業家上去看一看，開醫院、開藥廠。

記者：這件事，香港的企業家有興趣嗎？

周伯展：有。政策已經開了門，餘下的是有沒有人去看、去談。專資會可以做這個對接點。

把話講清楚，把路走實在

記者：一小時的訪談，您講了教育、醫療、AI、資訊，最後落在一群醫學生身上。為甚麼？

周伯展：因為這幾件事，最後都落在「認識」兩個字上。教育是讓人有寬一點的視野，醫療是把人醫好，AI 是要把責任講清楚，資訊是要把兩地的認知接通。這些都不是口號，是一件一件可以做的事。

周伯展：我在前面講過一句話：你不認識一個東西，你對它就會有恐懼。恐懼是因為不了解。所以要讓人去看、去接觸，看過了，判斷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