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光子信息技術領域二十餘年,入選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榮獲「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在光電科研的高地上,香港理工大學光子信息系統講座教授余長源始終步履不停。但他更為人稱道的,是不斷奔波於香港、深圳與福建之間,把實驗室裡的尖端技術帶入中小企業、車載電池、智慧家居與基層醫療一線。從「打破芯片壟斷」的硬科技攻關,到「光子守護健康」的民生探索,余長源教授用二十餘年的實踐,詮釋了一位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國情懷與社會擔當。
問:余教授您好,非常榮幸今天能採訪您。我們知道您在光子信息技術領域深耕了二十多年。早年您曾在美國求學,親眼見到國內的核心器件在很多方面受制於人。這段經歷對您後來決定深耕底層技術、推動科研「普惠民生」有著怎樣的影響?您的初心是什麼?
余長源: 我是 1997 年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的,在美國攻讀了碩士與博士學位。碩士期間主修光子器件,博士則在南加州大學跟隨 Alan Willner 教授從事光子信息系統研究,(Alan Willner 教授的團隊在當時堪稱全美乃至全球光通訊領域最頂尖的實驗室之一)。
二十多年前,中美在該領域的差距確實非常顯著。我們那一批留學生,抱著向國外最先進技術和科學知識學習的心態走出去,但心底始終揣著一個願望:希望有朝一日,中國在這些領域能夠逐步趕上來。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在光子信息系統領域(尤其是光通訊、光傳感系統層面),我們已經逐步趕上甚至局部超越了西方先進水平,但在核心光電器件、激光芯片及信號處理芯片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們團隊除了深耕系統級研究外,也在全力推進核心器件級的攻關,希望能打破瓶頸,逐步實現並跑乃至領跑。
問:您作為全球前 2% 的頂尖科學家,科研任務極其繁重,但您始終花費大量個人時間,將前沿技術引向中小企業和民生一線。支撐您這麼做的動力是什麼?在您心中,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意味著什麼?
余長源: 這要追溯到我的清華本科時代。當時清華大學正從工科院校轉型為綜合性大學,並重建經管學院,還特別邀請了朱鎔基總理出任經管學院首任院長。學校在各院系選拔了一批學有餘力的學生修讀第二學士學位,我當時修讀了企業管理,因此拿到了應用物理與企業管理的雙學士學位。或許從那時起,我就對「科學技術的產業化落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後來到了香港理工大學,港理大本就是一所以工程技術應用見長的高校。我們的校董會主席林大輝博士、滕錦光校長,都非常鼓勵教授把前沿技術融入實際工業生產,並積極對接內地產業。近年來港理大在內地建立了十餘個研究院,正是為產學研轉化搭建平台。
香港背靠祖國,坐擁大灣區廣闊的腹地。全國近一半的高科技產業集聚在大灣區,我們實驗室與華為共建了聯合實驗室(這也是華為在香港高校的首批聯合實驗室之一),在光通訊領域合作密切;與此同時,我的學生也在光傳感、光成像領域創立了多家初創公司。
走出大灣區,因為我的祖籍在福建,而香港 700 多萬市民中有 100 多萬是福建籍,兩地血脈相連、產業互補——福建在紡織鞋服、食品以及微電子光電領域基礎雄厚。我們在晉江牽頭成立研究院,正是希望藉由這個平台,將實驗室的成果轉化為百姓日常生活觸手可及的產品。
問:這些年您頻繁奔波於香港、深圳、福建三地,牽頭搭建跨區域技術轉化平台。支持您在高強度工作中堅持做產學研聯動的內在動力是什麼?
余長源: 作為留學海外的我們這一代科研工作者,在國內和國外都享受到了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因此內心總有一種責任感,希望能回饋國家與社會。光電技術的應用場景極其寬廣,不僅能用於國家骨幹通訊網,還能深入基層百姓家。
比如大型工程監測,利用光纖傳感技術可以長期監測高鐵軌道、橋樑以及大型建築的健康結構;我們還把技術延伸到人體生命體徵監測,利用光纖干涉傳感技術,無需在人體佩戴任何傳感器,只需將光纖置於智能床墊或椅墊中,就能實時、長期監測心率與呼吸;此外,它還能應用於新能源汽車的車載電池安全監測。
國家的飛速發展為科研成果的轉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舞台。香港是基礎科研與國際化的策源地,而深圳、大灣區以及福建則是廣闊的應用腹地。在校領導和當地政府支持下,我們於2023年底在福建籌建了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最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率團訪問福建,在閩港兩地領導共同見證下,我們又新成立了「香港理工大學福州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在三地奔波雖然辛苦,但看到自己團隊、學生以及校友的成果能扎根於這片沃土,內心充滿了成就感。
問:您牽頭成立了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並推動了 50 多項成果轉化。從「象牙塔實驗室」走向「產業第一線」,您在這個過程中經歷過哪些艱難的摸索與抉擇?
余長源: 在學校領導的推動下,我們有幸回到福建落地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立足晉江、輻射全省,隨後又成立福州成果轉化中心,實現兩地互補。
萬事開頭難。作為港理大在內地設立的第一個技術創新研究院,兩地的法律法規、行政審批流程、運作機制存在客觀差異,我們可謂是「開路先鋒」,一路摸著石頭過河,踩過坑、排過雷,逐一打通關節。
同時,如何與福建本地企業無縫對接,如何與福州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泉州師範學院等本地高校推進產學研協同,都需要細緻入微的溝通。所幸在各方支持下,晉江研究院的模式得到了驗證和認可,也為港理大後續在內地佈局十幾個研究院樹立了良好範例。
問:團隊研發的「全光纖健康監測系統」,將硬核光子技術用到了管理睡眠和健康這類民生賽道。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切入看似「接地氣」的民生領域?
余長源: 我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光子信息系統,其中光通訊是大頭。我們在香港本部與華為共建的實驗室投入了價值超 2 億元的精密設備,主要服務於國家級骨幹通訊系統。
但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外界的溫度、振動、壓力波動,對光通訊信號來說是必須消除的「噪聲」;可如果「反向思考」,把這個噪聲放大,它就成了一個無比靈敏的「光傳感系統」。光纖本身既是傳感探頭,又是天然的長距離傳輸介質。
於是我們拓展了應用光譜:
尖端技術不應只鎖在巨額造價的高端裝備裡,更應該走入尋常百姓家,這才是科技服務人民的真諦。
問:從研發自主光子芯片打破海外壟斷,到將技術落實到新能源、文保等產業,您如何理解「科技自立自強」與「產業社會責任」的關係?
余長源: 這些成果絕非我個人的功勞,而是團隊全體同事、學生共同努力的結晶。
在系統集成層面,我們已躋身國際前列;但在底層芯片層面,仍需攻堅。最近,我們團隊獲得了香港特區政府「產學研1+計劃」(RAISe+ Scheme)近億港元的資助(這是香港有史以來力度最大的產學研專項之一),目標正是自主研發核心激光芯片。我們提出了全新的光學結構方案,繞開了美國的現有專利,有望大幅降低製造成本。
降低成本,正是推動科技自立自強並踐行社會責任的關鍵點:
自主創新與社會責任本就是一體兩面:只有核心芯片實現自主可控,才能把成本降到全民普及的水平,讓科技的紅利惠及社會方方面面。
問:在推動閩港兩地科研交流與人才共育過程中,您接觸過無數青年創客與學子。有沒有哪個合作故事讓您印象特別深刻?
余長源: 作為大學教授,立德樹人永遠是第一位的。截至目前,我個人科研組培養了 40 多位博士、20 多位博士後。他們中有的走向南航、中大、天大、南開等高校任教,有的進入華為、騰訊、阿里等龍頭企業,也有不少勇敢投身創業。
青年一代的拼勁與韌性常常深深打動我:
我們年輕時看西方,深感差距懸殊;而當代青年成長於國家快速崛起的年代,他們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可以更加自信地「平視西方」。這是時代給予他們的自信,他們的未來無比光明。
問:身兼「社會責任推廣大使」,您認為科技與技術交流對促進「閩港澳台僑」的民心相通與區域融合有何獨特價值?
余長源: 我祖籍福建,家族親友分佈於在港、澳、台,對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那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血脈親情感受極深。我剛剛參加了在福耀科技大學舉辦的海峽兩岸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會,此前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也組織了「香港博士神州行」,帶領 60 餘位香港博士走進福建一線。
科學無國界,健康與科技是全人類共同的語言。通過科技創新、青年互訪和科普賽事,年輕人聚在一起聊技術、談創業、做科研,那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是自然而然發生的。用創科作為橋樑,能最有效地凝聚港澳台僑的向心力,促進區域在根脈輿情感的深度交融。
問:面對產業轉型與複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對未來閩港兩地的科創合作與人才培養,您有何具體建議?
余長源: 產教融合、聯合培養是關鍵。目前我們已在付諸實踐: 我們與福州大學推動了「3+1+M」的本碩貫通銜接培養機制——內地本科生大四來到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完成畢業設計,隨後對接到香港理工大學本部攻讀碩士學位;同時我們也在推進「2+2」的聯合博士培養項目(兩年在福大,兩年在港理大),並將該模式向泉州師範學院等院校推廣。
港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成立至今,閩港兩地的人員互訪與學術接待已超過 300 場次,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場交流。這種雙向奔赴的「常態化流動」,打破了地域藩籬,為產業升級源源不斷地輸送具備國際視野與產業實踐能力的「複合型工科英才」。
問:您榮獲了「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但依然堅持每年做 20 多場公益科普講座。這份對科普的執著源自哪裡?
余長源: 這與我的家庭背景有很大關係。我的父親是一名中學數學教師,母親是《福建畫報》的資深編輯。從小在教育與文化的氛圍中長大,我對數學、物理充滿熱愛,中學時也積極參加數理奧賽並入選省隊。這種家庭言傳身教,讓我深刻體會到科技啟蒙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在讀中學,我陪伴他們參與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等機構的科普活動,逐漸延伸到自己去做義務演講、賽事評審。
我每次做完光電科普講座,看到很多小學、初中的孩子圍過來,眼裡閃爍著好奇的光芒,追著問各種天馬行空的問題,我心裡就無比欣慰。少年強則國強,孩子的科學好奇心被點燃了,國家的創科未來就有了根基。
問:您身兼教授、院長、專家等多重身份,平時在繁重的學術、行政、產業轉化與社會公益之間,是如何平衡時間與精力的?
余長源: 說實話,大學教授的核心職責永遠是「立德樹人」和「科學研究」。在港理大,除了教學科研,校內行政服務(如擔任研究院院長、科研中心主任)以及社會公益服務(組織學術會議、科普推廣等)本就是我們職責的一部分。
要說平衡的秘訣,唯有「全身心投入與奉獻」。我和身邊大多數香港科研同行一樣,超負荷工作是常態。這也是香港社會最寶貴的「專業素養與敬業精神」。我們享受了時代賦予的優質學術資源,回饋社會理所應當。
我也常跟年輕人說,做科研一定要靠「純粹的興趣」驅動,而不是功利心。科研探索往往伴隨著無數次的失敗與寂寞,如果不是出自對宇宙規律、底層機理的純粹熱愛,很難長久堅持下去。
問:香港正全速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您對有志於投身硬科技和產學研的閩港青年有何寄語?
余長源: 香港過去是典型的商業社會,歷史上最優秀的學生大多湧向醫學、法律、金融等學科,理工科相對冷門。但如今時代徹底變了。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特區政府和社會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資源,中銀科創獎等各類支持機制層出不窮——這無疑是香港開埠 180 年以來,創科發展最好的黃金時代!
香港擁有頂尖的大學與基礎研究能力,但空間有限;而祖國內地擁有完備的產業鏈、龐大的市場與極快的迭代速度。青年學子要放開眼界,香港青年要主動融入大灣區和內地腹地,內地青年也可以借助香港的國際化平台揚帆出海。擁抱時代賦予的機遇,在硬科技賽道上一展身手。
問:回顧二十餘年的科研之路,您心底始終堅守的信念是什麼?
余長源: 我的信念很簡單: 第一,堅信科技可以改變世界、造福社會; 第二,作為一名中國科技工作者,我們一代代人接續奮鬥,就是要讓中國的科學技術跟上世界潮流,並逐步走向並跑與引領。
我們這一代、我們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再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讓中國的底層科技立於世界前列。當全人類攜手推動科技進步時,我們將一同奔赴屬於全人類的星辰大海。
問:最後一個問題。在「頂尖科學家」、「研究院院長」和「科技惠民的社會實踐者」這三個稱謂中,未來您更希望大家用哪一個記住您?
余長源: (微笑)我更希望大家記住我是一個「科技惠民的社會實踐者」。
學術界比我頂尖的科學家大有人在,行政管理上比我出色的院長也很多。但如果說我自己有一點點特色,那就是我對科研轉化抱有持久的熱情。我們不僅追求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更願意挽起袖子,通過研究院平台和初創企業,扎扎實實地把紙面上的理論,變成能惠及老百姓日常生活、保障國家產業安全的實體產品。科技惠民,這是我始終不變的追求。